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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的精神(上)

2017-3-13 13:36| 发布者: 权艳新| 查看: 279| 评论: 0|原作者: 胡泳 郝亚洲 |来自: 《IT经理世界》

摘要: 管理的关键词·管理的精神(上) 来源:《IT经理世界》 作者:胡泳 郝亚洲 这是一个管理界精神涣散的年代。表面上,我们都在追求关于“无序”的认知统一,甚至不惜以把“管理”作为张扬自己具有“改变一切”的决心 ...

        

  •         这是一个管理界精神涣散的年代。表面上,我们都在追求关于“无序”的认知统一,甚至不惜以把“管理”作为张扬自己具有“改变一切”的决心的工具。但更多的时候,这种张扬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而作出的应激反应,和一些投机分子站在世俗舞台上的表演罢了。

          人们对移动信息时代的管理新模式趋之若鹜,又显得缺少信仰。商学院还在抱着陈旧的分析工具好吃懒做,围墙之外的资本意识驱动的民间“商学院”却与之大唱反调,整日宣讲让听众不知到底和自己有何关系的量子力学、人类演化等。于是,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:管理者回到自己岗位后,一边被束缚在传统的管理模版中,一边在高谈阔论着管理新思维。而作为企业的终极管理者们,有些聪明的人借助了“互联网”这个概念,做了些依然囿于旧框架的事情,也博得了满堂彩。

           真相会被花车游行般的信息掩盖,“管理”作为实体被逐渐肢解。而就在半个多世纪之前,管理几乎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信仰。德鲁克成为了第一位“管理学”教授;“蓝血十杰”中有人因为卓越的管理能力进入总统班底;凭借独有的管理秘籍,日本公司成为了大和民族的骄傲;美国管理界专门派出汤姆·彼得斯作为代表,向欧洲寻求灵感;福特主义、丰田主义和温特尔主义(Wintelism)相继成为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代名词。管理不但被客体化,而且被当作了神圣之物。它是可以被认知并计量出来的,因为在工业时代描述组织的方法无外乎是财务数据。这也符合工业时代的特征,一切都是可控可被描述的。

            “管理”的命运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冰火两重天,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,它在一种媒介中存在,就像一个发烧的病人,内寒外热。我们把这种媒介称之为“人”。

            从曾经将“人”视为可以接受统一指令的原子,人性被工业大生产几乎抹杀,到“人”在尼采的召唤下回归,人之天性(善与恶、美与丑)被信息技术彻底释放。从整齐划一的有序时代,到众声喧哗的混乱时代,“人”一直在为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寻求答案。而在组织理论的演变过程中,福列特和梅奥更早洞悉了这一切的发生。

            人与人之间总是要联系在一起,并形成一个团体的。问题的核心在于,他们之间到底是如何形成团体的?是依靠外部精密的技术思维,以心灵互不相通、与外界隔离的方式形成原子式团体;还是借助于心灵或者可以强化心灵沟通的信息技术,用合作的思维,时时保持对彼此的关注,对外界信息的不断内化?管理就是解决如何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问题。

            因此,管理之精神一定是有关人之精神。雅思贝尔斯曾言:“人是精神,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。”与黑格尔的“绝对精神”不同,雅思贝尔斯眼里的精神并不具有上帝般创世的功能,而是人之为人的原因。同时,这种精神又和我们说的“动物精神”、“植物精神”不同。后两者体现的是生存本能在人的眼中形成的悲天悯人的情绪,而“精神”独属于人类,它强调人可以认识并改变世界,但又必须要承认能力的局限性。只有在这个前提下,作为个体的人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。

            由此可见,“精神”本身就是矛盾体。其中一定有寻求改造路径、不断描述世界的理性,也一定有安于现状、纵酒当歌的感性。所谓时代的精神状况,正是“精神”的理性和感性彼此缠斗的状况,如艺术对抗工业化,牛仔裤对抗社会分化。

           那么,我们该如何认识时代的精神状况呢?雅思贝尔斯的答案是,“我们将越是确定无疑地经由知识进入无知的不安中,越是到达这样的边缘:在这个边缘上,人认识到自己是个体。”

            认识个体的存在,则必须将个体从组织中解放出来,或者说须将个体置于组织语境中进行考察。管理之精神即在时代的背景之下,不断利用知识生产和交流的手段,让个体作为精神主体而存在。也就是说,管理之精神是关于“精神”的精神。

            人只有恢复了精神,才能通过感知和分析进行自我学习。一如我们曾经对管理作出的全新定义:“管理是一种流模式,是人类求知的卷展过程。管理没有目标,或者说是在寻求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目标,它是一个目标自生成和自我进化的系统。”

     

    改变世界的修道院

     

            管理到底来源于何处?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到管理精神的缘起。学者们目前更多地认为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军队管理中。如何加强横向协作,如何制定战略,以至于现在的管理术语还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。也许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,正如当德鲁克提出“目标管理”的时候,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往军事管理上靠拢。

            军事场景应用单一,且军队的社会化属性很弱,并非组织管理的最佳样本。同样是社会化属性很弱的另一个团体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因为,他们从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,主动转变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团体。这种转变完全符合我们当下追求的技术改变组织思维的路径,且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转变样本。

            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·斯达克认为,正是因为这个团体即时将技术领域的创新用于组织农业生产,最终实现了贸易,为中世纪带来了“宗教资本主义“,并为最早从意大利完善起来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商业模型。“一切源于修道院的广袤田园,随着僧侣们摒弃了自给自足的经济,代之以高效的专业化生产,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贸易网络,资本主义就诞生了。” 在论证理性来源于宗教的时候,罗德尼·斯达克发现修道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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