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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的精神(下)

2017-3-20 09:43| 发布者: 权艳新| 查看: 328| 评论: 0|来自: 《IT经理世界》

摘要: 画风一转 进入工业大生产时代之后,修道院很快就把社会经济中心的地位让渡给了公司,它们依然作为精神中心而存在。公司是理性的代表,信仰被简单化为感性的代表。作为矛盾体的管理之精神被粗暴地肢解,管理更多地被 ...
  • 画风一转

     

           进入工业大生产时代之后,修道院很快就把社会经济中心的地位让渡给了公司,它们依然作为精神中心而存在。公司是理性的代表,信仰被简单化为感性的代表。作为矛盾体的管理之精神被粗暴地肢解,管理更多地被看作技能,精神成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            随着福特用流水线改造了资本主义,世界战争促进了规模化生产,管理起到的作用似乎就只是多快好省地不断为市场提供同一种产品。列宁对泰勒制和电气化的推崇,使得苏联工业化大幅度进步,成为其最大受惠者。

           不同于技能观点,泰勒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,他率先把时间带入工厂,用秒表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。然而,就像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·克雷纳对泰勒的评价,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无序的。他曾经设想科学管理可以解决工厂工人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,双方在效率驱动的原则能够成为把酒言欢的兄弟。事实却大相径庭。时间是企业之主,管理之精神即对于时间的崇拜。效率把人性彻底排挤出了精神的范畴。斯图尔特·克雷纳认为科学管理是基于缺乏信任,缺乏对人的才能和智力的尊重基础之上的。人和钢铁一样,都是原子化的材料。

          泰勒的科学管理势必成为极权社会的最爱,无论是在纳粹德国,还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。因为其对组织的理解和极权分子对组织的理解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,即个人是可以被外在的精密技术操控从而被组织在一起的。机器是理性的卓越代表,因此对组织这台机器的管理也要遵循理性的原则。身在科技落后的中国的林语堂在《机器与文明》也这样讴歌,“我们须记得机器文明,原来也是人类精神之一种表现。有了科学然后有机器,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,才有今日人人欢迎的舶来货品。” 

          泰勒所处的世纪之交正是欧洲文明的崩溃之际。基督教式微,工业分工将人们从家庭和教会中分离出来,进入了大工业体系,传统的精神纽带断裂,本来坚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了流动的特征。德国存在主义大师卡尔·雅思贝尔斯在《时代的精神状况》中写到,“我们思索这个世界应该如何理解,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。在每一个生活与对生活的意识表面一致的地方,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知世界的区别。所以,我们生活在运动、流动和过程之中。变化着的认识,造成了生活的变化;反之,变化着的生活也造就了认识者意识的变化。” 

          在雅思贝尔斯眼里,流动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双重困扰:因为当下世界的多变,我们不再寄希望于天堂,而是希冀通过自身的努力干预人间现状;干预的力量终究有限,行动的结果往往小于制定的目标,更多时候环境的反作用力更大。我们妄自尊大,企图绕过上帝叩响命运的大门,又不得不臣服于命运之下。扭转这种频频让个体失望的方式,似乎就是要把他们按照机器的方式组织起来,运用宇宙钟表的世界观来运转这台组织机器。

          在机器文明中,个体被宣告死亡,精神也不复存在。也是在这个时候,“组织”成为了带有负面意义的名词。当宗教无法重新统治社会秩序的时候,民众自然希望组织可以替代秩序。当然,这是极权主义分子乐于看到的。因此,在赫胥黎的《重返美丽新世界》中提出了“过度组织化”的观点。所谓“组织化”,就是把个体的精神抽离,将其变为听统一指令的原子,实现可操控的幻想。而德国社会学巨擎马克斯·韦伯更是直接指出,工业化就是实现对人的异化。为了实现这个结果,资本主义出现了官僚制度,中间管理层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异化。

          尽管在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中,有梅奥的霍桑实验,有福列特发出了“认识一切商业活动的核心”的呼吁。在实操层面,出现了“协同”思维,大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,成为社会的主宰者。但是,官僚体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,组织反而是越来越臃肿。所有的决策都由处于金字塔顶层的人做出,“人尽其用”依然没有很好地实现。这个现象早就被雅思贝尔斯预言过,“现在正在开始,可能是怎样一个世界?”他的回答是,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被连接而成稳定的组织,这是一个正在加速的过程。人类被转化成一架庞大机器中的功能,这就推进了普遍的齐一化。这架机器不需要优秀卓越的个人,只需要有特定才能的、符合通常标准的人。

            直到托夫勒在70年代写出了《未来的冲击》,着实冲击了美国管理界。他认为文化的决裂震动会带来种种不确定性,而组织会随着重复性重组变得无比臃肿,这是无法应付多变的未来的。几乎同时,一个叫亨利·明茨伯格的加拿大人经过研究发现,做出决策的职业经理人往往靠的都是拍脑门。因为他们没法在面对极大的绩效压力的情况下,静下心来做出理性决策。而处于层级底端的人,精神和物质上也是不快乐的。

            尤其是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,美国人开始深深怀疑曾让自己自豪的管理模式。麦肯锡在70年代末派出了年轻的汤姆·彼得斯巡游世界,这是美国管理界第一次向外界寻找灵感。十年之后,彼得斯在《乱中求胜——美国管理革命通鉴》中炮轰商学院。说一群只对数字负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几乎毁掉了美国的繁荣。而在早些时候,笔锋一直不顺的乔治·吉尔德恰逢里根总统上台之际写出了影响力巨大的《企业之魂》。作为个体代表的“企业家”终于从熊彼特的理论走向了现实。这个被冠以具有冒险精神的群体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主导力量,他们凭借直觉和坚忍不拔获取了成功。书籍出版的同一年,也就是1984年,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发布了具有叛逆精神的“1984”广告片。一个拿着铁锤奔跑的女性成为了砸破旧世界的主角。

           企业家精神的回归是对理性主义原则和传统管理思维的彻底叛逆。与其遥相呼应的是,个人电脑在那个年代也取得了市场化的胜利。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公司和以惠普、IBM为代表的硬件公司迅速崛起。而在这类被统称为信息技术的公司中,平庸的个体是无法立足的。大量有关天才的神话时时在现实世界上演着。

          在相同的时间线上,太平洋的另一段,日本公司的管理模式成为了美国人纷纷效仿的对象。美国人用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,日本公司的管理是以“人”为核心的。即使在生产线上,工人也能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么,他们手里的决策权之大是美国制造业企业难以想象的。

          而在此之后延续至今的故事,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。在信息时代,管理理论迎来了又一轮繁荣期。截止到本世纪的前十年,信息和流程相结合,通过再造的手段企图将“人”彻底从组织中解放出来。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因为金字塔的组织结构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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